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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嶺南  第四期  20073

 

集體記憶和香港

余攸英

 

記憶是一樣弔詭的東西,當記憶力運作良好的時候,記憶的重要性就會被人忘記;當失去了記憶力,也就是失憶的事候,才知道記憶的重要。沒有了記憶,人就連日常生活,都不能好好運作。這種個人記憶的特點,是否也同樣適用於集體的社會?香港居民幾個月前還是日常使用的舊中環天星碼頭,一直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小部份,不值一提,但近月天星碼頭的拆卸,卻掀起軒然大波,引來社會群眾的反對。天星碼頭被認為是香港人集體記憶的一部份,連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也馬上宣布將集體記憶元素加入文物建築保護政策。而集體記憶這個名詞經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借用後,就成了懷舊。如果集體記憶就等如懷舊,是否是只有成為過去的,才能成為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 這個名詞是由法國社會學家霍布瓦克 (Maurice Halbwacks) 1925 [1] 首次完整地提出的,是霍布瓦克從社會學家涂爾幹 (Emile Durkeim) 的集體意識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所延伸出來的見解。 [2] 涂爾幹 在他的多本著作,包括The Division of Labour (1893),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1895), Suicide (1897),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1912) 都有使用集體意識這個名詞。根據可林斯社會學辭典 (Collins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解釋,集體意識就是社會裡作為一種凝聚力量,民眾共有的信念 (beliefs) 和道德態度 (moral attitudes) 。而集體記憶就是社會大眾共有的記憶。

 

記憶的建構可以包含經驗、文字、影像、論述及文物等,不斷的作選擇性地的重整和修改。而媒體科技的急速發達、城市發展的急劇步伐、政府政策等等因素,就加速了重整集體記憶的速度或改變其方向,甚至抹掉某些集體記憶或催生了新的集體記憶。近日被大事宣傳,官方名稱為孫中山紀念館的甘棠第,其實與孫中山的關係不大。甘棠第只是香港富商何東的弟弟何甘棠的府第,雖然何東曾資助孫中山搞革命,但何甘棠與孫中山並無特別關係。政府的決定使甘棠第搖身一變成為孫中山紀念館,這就已經為以後香港人對甘棠第的集體記憶設定了一個改變的基調和方向。甘棠第從有錢人的大宅,到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會堂,到孫中山紀念館,不同年代的香港人對甘棠第都會有不同的集體記憶。甘棠第的保存要冠以偉大人物的名稱,同時也說明歷史上的勝利者加上政治因素可以如何扭曲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與建築物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班雅明所說的靜默的挪用 (tactile appropriation) [3] 就道出了建築物與社會大眾的一種既含蓄而又親密的關係。很多不甚起眼的建築物如舊中環天星碼頭,其實都和大眾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但正如個人記憶一樣,舊天星碼頭的健在,就正因為它是如此的理所當然,從而就被忽略了,而只有在它被拆卸時,大眾才如夢初醒,醒覺到失去這個重要的集體記憶。但同時弔詭地,建築物的保存並不一定意味著集體記憶也同樣得以延續。一如香港學者Ackbar Abbas指出,獨自站立在尖沙咀碼頭的舊火車站鐘樓,並沒有延續了關於數十年前尖沙咀的集體記憶,當時的尖沙咀只是一個往返那時與市區差異還是很大的新界區和中國大陸的交通集散地。舊尖沙咀火車站鐘樓,成為了沒有任何反思意義的視覺用途 (unreflective visual consumption) [4] ,從集體記憶中淡出。

 

但怎樣的記憶才算是集體記憶而不是少數群眾的記憶?今日的香港作為一個以移民為人口增長作主要來源的城市,對於為數不少居新界北部的新移民來說,舊中環天星碼頭可能只是一項遙遠的交通設施。「阿燦」這個出自七十年代末膾炙人口的香港電視劇《網中人》形容新移民的名稱,對於八十年代或以後,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年青人可能是聞所未聞;又或者在他們的集體記憶中,如果有「阿燦」這個名詞的話,可能只是從父母輩口述或媒體得來的再建構;但對於中老年一代,吃晚飯時追看「阿燦」卻是一個從親身經驗得來的集體記憶。午夜在無線電視台聽到《天佑女皇》是香港中老年人的集體記憶,而在傍晚電視新聞報導前聽到心繫家國的《義勇軍進行曲》,卻是現時中小學生的集體經驗和記憶。西爾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 在《媒介概念十六講》(Why Study the Media?) 第十一章中講及群體的形成與媒介的關係,其中闡述群體之所以為群體,不代表群體中人都擁有共同或相近的種族、階級背景、觀點、價值觀、習慣行為等等,而是群體之所以成為群體,是在種種的不同之外有一個無形的分界線,分別了不同的群體也介定了某個群體,而這個分界線是被各種各樣的媒介和像徵符號所中介著。集體記憶可能就是界定一個群體之所以為群體的分界線的元素,香港人之所以是香港人,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集體記憶。如何保存集體記憶,以至如何左右集體記憶,其實就是如何建立群體和營造群體的歸屬感。對於人口結構急速的改變,剛步出英國殖民地政治身份的香港,集體記憶也就是維繫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要素之一。

 

 

 

[1]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 Edited by Tony Bennett, Lawrence Grossberg, and Meaghan Morris New Keywords –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Malden , Mass.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3] Benjamin, Walter. “The Art of Work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 Schocken Books, 1968.

[4] Abbas ,Ackbar. Hong Kong ,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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