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自由」崩潰之後是什麼？
【轉載明報】2010年04月11日
文 安徒
一日兩個大學民意調查，不是說特首民望繼續下滑，就是香港人認為社會大大不和諧。《明報》更大字標題引述研究人員所指，按民調數字推算，全港有一百五十三萬人認同以激烈抗爭的手段要求政府回應訴求。姑勿論對於「激烈」一詞有什麼歧義的詮釋，香港社會內部的矛盾漸漸演化，邁向危機邊緣，似是不可迴避的事實。
不過，應該在這個十字關頭猛然醒覺的，不單只是特首、政府或者在他們頭上的中央，而是香港社會的各個領域及環節，特別是香港的泛民領袖及公民社會自身，因為對目前這種危機邊緣狀况反應遲鈍，藥石亂投，不知所措的，與其說是掌權的政府或當權派，不如說是香港的民間，或者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自身。
世界各地歷史多番證明，社會危機由白熱化走向爆發，結果往往不是導致危機的病源得以被診斷及醫治，使得要求改革進步的民間力量乘勢得益，相反地，危機的可能終局有很多：或是反動倒退、或是長期停滯、或是萬劫不復。不過，無論那一個預測的境况如期兌現，真正的危機其實是我們並不知道什麼是危機的真正所在。
早前的「反高鐵」爭論中，有論者因着運動手法的創新，提出了「範式轉移」之說，但究其實，如果只是指出手法、形式、技巧的變化，而沒有質疑這些方法或取徑背後的一整套假設與前提，那根據「範式」（paradigm）一詞的創始人，即科學哲學家孔恩（Kuhn）所講，這些都只不過是同一個「範式」下的不同理論變化，遠遠未及動搖整個「範式」，遑論「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而要深究香港社會整體目前所身處的危機，並不是個別範圍的「管治危機」、「社會危機」，甚或「文化危機」，而是涉及社會上下整體的「範式危機」，那筆者想指出的是，這是一場「自由主義範式」的危機。
一場自由主義範式危機
我想說的不是香港的「自由」受威脅（雖然這是人人都可以多少感覺到），而是說「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假設，或者「社會想像」，正在面臨重大的挑戰。
上周《財閥經濟的金權遊戲》一文，正確地引用了周博的研究，批駁了香港作為「自由經濟體」的迷思，也戮破大亨的經濟活動從來有利香港的神話。不過，值得留意的是，關於香港自由經濟的迷思，其實亦包藏了香港在政治上也是一個自由地的聯想。例如，把香港說成是一個「有自由——但沒有民主」的地方，
就是一種界乎神話的套語（cliché）。它不單被用來描述現狀，也用來借代香港的歷史敘事，解釋香港的成功，甚至被供奉為香港的固有精神，甚至香港的文化本質，奠立了香港人對自身社會的認識。
但究其實，這套「有自由但只是沒有民主」的修辭，根本就不會帶領香港人去認識、討論、探討，以至擴大和實踐自由。「自由」——很多時就像一件不證自明就已經和香港共存共在的天賜福物，差只差在不時有些保守派出來說，要用什麼「道德底線」、什麼「責任」、「秩序」來給「自由」來一點平衡，彷彿「自由」只有更多還是更少的問題。可是，除了「不要阻人發達」的「逐利自由」，或者一些顯而易見的「行動自由」、「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之外，與「自由」密切相關的「自主」、「自決」、「自治」、「主體性」等等觀念，在一個號稱有充分自由的香港，竟然是絕少談及，甚少討論、很少研究，甚至在不少公共討論的場合，被視為忌諱或者「政治不正確」。
片面扭曲偏擺的自由
顯而易見，香港人引以為傲的「自由」，其實只是一種甚為片面，甚至扭曲偏擺的自由。但香港人卻習慣了將這種片面的自由，脫離了時空條件，想像成一樣既有永在的已成之物。不過，事實上這種「港式自由」的自我想像，並不符合香港人的歷史經驗。首先，它並不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對抗熾烈的年代存在，因為當時雖然也有鋪天蓋地的論述，把香港描述為「自由世界」一員，但這種「自由世界」論乃是針對「共產世界」而作為「冷戰宣傳」，無時不面對對立面的左派批判，指出這些「自由」在殖民統治底下，其實都是虛幻和片面。 而在冷戰狹縫之中的香港人，無論在政治上如何歸邊而肯定或否定「自由世界」的冷戰宣傳，他們總能認出，這些「自由世界」的辭令背後，其實是對立政治陣營的宣傳操弄。簡單來說， 「自由」前面總是掛着明顯不過的某種意識形態識別，難以以假亂真。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為了回應「回歸」的來臨，與及清理因為「文革」結束，鄧小平復出所帶來的意識形態對抗終結， 「冷戰」（實質上）在中國提早結束的大勢，香港人卻急忙為香港打做一個「從來自由」的自我想像。雖然，當期時不少持（非親共）左翼批判分析的社運、學運人士，都對這種香港自由地的自我祝賀、自我安慰的說法維持批判態度，但無奈受中英兩國外交角力所主導的公共討論，漸漸將這些異見淹沒。六四危機更加強化了一種不管真假，一切以捍衛「既有自由」的角度出發，把假戲亦當真來做的方式，將民情導向「齊來保衛香港這『自由城市』」。
當然，在回歸的民意角力當中，真正有能力來把這個「假戲真做」的「虛擬」遊戲煞有介事地演活的就是英國人。六四帶來的危機感使殖民者為求「光榮撤退」的任務，可以便捷地一手就掩埋了一百多年專制殖民統治的歷史，把香港重新命名為「自由社會」、「具備公民社會豐富特質」（彭定康《香港告別演說》30.6.1997），也以「保衛自由」的政客姿態，掩飾留下一個沒有香港人主體位置的「不民主——假自由」的議會及政治體制的事實。
當然，和應着彭定康這套「虛擬自由主義」撤退大計的，就是香港的民主派政治人物，以及在別無另類想像，惟有將錯就錯地按既有遊戲規則，只求「活着」的民間力量。在九十年代以至回歸後初期，這套上下互動共同塑造的政治「潛規則」也就環繞着「自由」兩個字，以爭取更大民主為角力點的前台之戲，卻在無聲無色之間鞏固那套彷彿就在那裏的，雖假亦真的「虛擬自由」。議員政客煞有介事對議會規則、選舉遊戲必恭必敬，彷彿那裏真有一部反映人民意志的憲法程序，在協助形塑關於公共利益的人民共識；政治學者將港情比附歐美民主制度，思考與評論的邏輯同是一套來自已發展西方民主國家的經典民主政治大理論、大標尺；公民社會也按照英美典型自由主義理論，把自己想像成是多元、分散在互相競爭投進「政治訴求」的「利益團體」。社會運動就把自己想像成活在一個基本上自由，但只欠價值關注和文化更新能力的環境。
虛擬自由主義走到盡頭
這套建立在急就章地湊合起來的「虛擬自由主義」，目前正走到了它的盡頭，開始邁向它的終結。政黨和議會發覺自己無法「如常運作」，社運團體、民間組織也發覺大環境在變，過去的操作疲累無效，學者的分析聽起來更多「廢話」。表面原因當然是它的「虛擬」性質已經日漸褪色，限制日益明顯，在「虛擬自由主義」框框之外和之上的「有形之手」不再耐煩要用遮羞布，得勢建制的日益赤裸和傲慢。但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是在「自由主義」之外的其他政治遊戲規則和替代體制，正在快速成形，改變社會體質。每日受政治新聞關注報道的權力建制正在日益鞏固，這已是盡人皆見。但在廣大的民間社會，日常生活的脈絡，正在被權力集團的收編整固，也是每日都在行進之中。
例如香港「宗教右派」過去十年來迅速發展，把一個「回歸」前曾被中共視為香港一個心腹之患的西方宗教教會，差不多完全收編馴服，甚至作為政權政策的伸延工具，箇中當然不是遵從「自由主義」的遊戲底線和所謂「潛規則」。而作為一種將公民社會收編吸納，據為己用的「新法團主義」（neo-corporatism）政治遊戲，亦日漸蠶蝕香港那個有點已像海市蜃樓的「公民社會」。但我們對這些從毛細管滲進的卻影響巨大的變化，認識卻如瞎子摸象。
當香港的政治學者日益以西方經典自由主義的標尺去量度及警告「民粹主義」的危險的時候，他們所守衛的與其是一套消失中的價值，不如說是在無望地守衛着一個虛擬的城堡。當我們連分析和掌握社會和身邊權力地景的具體變化，以建立基本的政治敏感去與這些「殺到埋身」的權力周旋的能力也沒有，我們就只有赤身去面對已來臨的「後自由主義」香港。而在主導了過去三十年的「虛擬自由主義範式」底下，
「後自由」的香港是從未被認真設想過的，它可能是「保守主義」、可能是「民粹主義」，也可能是「威權主義」，亦可能是「法西斯主義」。如何應付它們？除了呼籲5．16
去投票，恐怕連門也沒有。
那在5．16
之後，能夠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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