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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個荷里活》中全球都市香港的異托邦空間再現

鄭點

 

在全球化語境下,高速發展的通訊科技和交通方式加快了資金流動的速度,資本早已征服了地理的阻礙。香港在走向浮華和璀璨的同時,成為了資本累積的空間,而基層的群眾由於經濟地位上的劣勢逐漸喪失了公共空間的話語權和使用權。

 

本土導演陳果的一向以拍攝香港底層社會及邊緣群體而出名,在二零零二年上映的《香港有個荷里活》中,他亦將攝像機對準香港在全球化壓縮下所產生的空間變化——帶有濃厚都市氣息的荷里活廣場逐漸成為人們生活與消費的日常空間,而底層市民所居住的寮屋區則在都市化進程中被遺落在了破敗的角落。

 

本文將引用米歇爾·福柯的「異托邦」理論及班雅明的「城市漫遊者」理論,通過剖析《香港有個荷里活》中大磡村被邊緣化的城市空間以及大磡村村民作為漫遊者對都市空間的觀察,揭示隱藏在都市空間背後的權力運作。

 

荷里活廣場背後的大磡村:全球都市中隱匿的異托邦世界

 

《香港有個荷里活》的故事發生在大磡村的寮屋區,在一段靜寂而緩慢的長鏡頭下,皮條客強哥站在寮屋的屋頂,望著他生活了許多年的大磡村,與周遭新興的乾淨、簡潔的樓盤和商場形成鮮明對比,它陰暗潮濕,雜亂無章,曲折而無序,由鐵皮和木板搭建的低低矮矮的寮屋隨時都會散架,卻緊湊的靠在一起,和這個村子的村民一樣渺小而低微。通過電影中的自然光我們可看出,陽光灑在了大磡村盡頭光輝鮮亮的荷里活廣場,卻把陰影留給了大磡村。大磡村的寮屋區在影片中被再現成一種福柯(Foucault Michel)所言的被遮蔽的「異托邦空間」——相對於「烏托邦」而言,「異托邦」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空間,一個「有異於社會主流文化,常被人忽略卻否棄的邊緣空間」。[1] 這個空間的呈現讓人意識到我們並非生活在一個同質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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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 https://film-pilgrimage.com/tag/%E9%A6%99%E6%B8%AF%E6%9C%89%E5%80%8B%E8%
8D%B7%E9%87%8C%E6%B4%BB/ )

 

在都市化過程中,社會底層的市民與他們的生存空間不斷的受到排擠和邊緣化,成為了都市中隱匿的空間。而陳果將攝影機對準大磡村,將它以異托邦空間的形式再現了出來。在福柯的理論中,異托邦空間與日常空間呈現出一種「相互顛倒映照的鏡像關係」。(Foucault,1986)由於這種顛倒的鏡像關係,「異托邦空間所呈現的價值在於它所承載的理想性,能夠反照主流社會空間的非理想性」,(駱穎佳,2014:116)引起人們對於主流社會空間的反思。在東東/方方/紅紅闖入大磡村騙財之前,村民們即使身處髒亂的環境也依然樂觀的過著風平浪靜的生活。開燒肉店的老朱一家和豬住在同一個破敗屋簷下,不光是人畜共食,人與豬連外形和習性都有些相似,可他們依然過得安逸,不太計較利益,最關心的事情就是給自家的母豬配公。阿細放學回家就玩遊戲,說自己在研究計算機。剛滿十八歲的強哥在乎的是他在村裡拉皮條的生意。大陸來港的無牌照醫生呂醫生荒誕的研究著她有違常識的科學卻樂在其中,每天都開心的和老朱商量給母豬人工授精。如果說他們身上的樂觀和淳樸就是陳果對於異托邦空間想像的理想性,那麼來自大都市上海的東東/方方/紅紅那顆浮躁,富有心機的心則象徵著資本家和城市規劃者明明掌握了空間的話語權,眼裡卻只有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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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https://www.pinterest.com/pin/498562621220863577/ )

 

在陳果的鏡頭和誇張化的電影敘事下,大磡村和荷里活完全是兩個對立的世界,空間上的隔絕也反映了不同階級的隔閡。除了東東/方方/紅紅過來色誘行騙,當攝影機對準大磡村的街道,我們看不見任何一個村民以外的人,反言之荷里活廣場也不會看見大磡村的居民。即使老朱進入到了大磡村與荷里活之間的臨界空間——地鐵站,他髒髒的衣服包裹著的臃腫身材也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身旁的人行色匆匆,一批又一批乘車和落車,而老朱卻把頭耷在自己的肚子上睡著了。

 

在破落的大磡村的盡頭,荷里活廣場卻顯得高大而洋氣,普通市民早已對荷里活廣場熟視無睹,當它成為了日常生活的空間,如大磡村這樣髒亂的非社會主流的社區也相對的被人遺忘。這種大磡村與周圍現代化城市景觀相互割裂的呈現同時也是全球化給香港帶來的空間改變。薩森(Saskia Sassen)認為全球都市空間在受到全球化壓縮的過程中,「空間的使用者也被劃分為兩個互相割裂的群體:跨國商人與低收入者。」(Saskia Sassen, 2001:221)當空間的話語權轉移到地產商與大財閥之手,空間規劃過程勢必以經濟效益為重,基層市民失去了絕大部分參與的權力。

 

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騰飛後,伴隨著全球化資本的流動,貧富分化以及階級固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大磡村和荷里活廣場在城市空間上的對立與差異正是香港在邁向全球都市進程中階級嚴重分化的投射。陳果也正是藉助呈現作為異托邦空間的大磡村與日常空間的荷里活廣場空間上的隔絕和相互顛倒的鏡像,反映主流社會空間的不理想——全球化的步伐正在迅速拋棄那些經濟能力低的底層市民,剝奪他們的生存空間,把他們趕到陰暗的角落。而與此同時,旅遊局和主流媒體為了引資不斷將香港的形象渲染成繽紛萬象的國際大都會,高樓大廈和豪華商場憑空而起,讓人們很快就沉浸在慾望都市所帶來的幻象中。

 

漫遊者阿細:從異托邦空間走向慾望都市的迷宮

 

班雅明(Benjamin)所描繪的漫遊者(flaneur)受到都市文化的吸引而進入慾望的迷宮去探險,並且「有自己的直覺和觀點」。(李歐梵,2013)影片中的阿細是老朱家的小兒子,是全片中由始至終保持著童真的孩子,也是唯一一個沒有對大磡村的清拆感到失落的人。在漫遊中,阿細通過碎片化的場景切換逐漸對自身的處境產生理解和體會,同時也在不斷的想要跳出自身所處的異托邦世界。

 

作為一個都市的漫遊者,阿細對大磡村與周圍村民的共同回憶只有短短不到十年的光陰,當他抬起頭從矮矮的屋簷圍起的四方形天空中看見高高的樓,總是充滿了憧憬。電影中阿細視覺所投射的地方不斷的徘徊在慾望都市的象徵荷里活廣場與異托邦空間大磡村之間。阿細在都市中的遊轉也讓大磡村這一相對封閉的異托邦空間與其他空間呈現「相互區隔又相互溝通的狀態」。(霍勝俠:2018)空間上的溝通就表現在大磡村居民的內部空間——阿細到哥哥阿明的房間,看見床頭貼滿了日韓及歐美的性感女星。大磡村在全球化之中不僅是一個被吞噬、排斥的角色,它也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一份子,全球化一直在以大眾媒體的方式影響著村民的日常生活。

 

全球都市的幻想也正誘惑著阿細以及其他大磡村的村民們。當阿細跟隨著方方到荷里活廣場的高樓大廈,從窗戶望到外面怎麼也找不到自己的家,遍地都是高樓大廈,大磡村那麼矮那麼破,仿佛一個不起眼的垃圾回收場。大磡村與荷里活廣場作為全球化發展中的不同的兩個面向——一個新興一個脫節且將要被淘汰,兩種不同的城市景觀再次以對立的姿態呈現。阿細開始憧憬崛地而起的摩天大樓替換掉他原本狹小的家,他穿過商場跑回了大磡村,爬上矮矮的棚屋頂,朝他心目中美好可愛的東東姐姐大喊揮手。

 

班雅明所描繪的城市漫遊者具有對交會凝視的期待,「他們渴望與人交流,建立密切殷實的人際關係。」(黃宗義:2008)阿細迫切的希望得到東東姐姐的回應,但大磡村和他的身體實在太不起眼,東東姐姐根本沒有看到,直到爸爸老朱拿著一面大紅旗衝上屋頂興奮的揮舞,而強哥也拿著一條破T恤揮舞,加入了眾人的歡愉。可是,東東姐姐的回應,也不過是誘拐他們進入迷夢陷阱的騙局。阿細及朱氏一家對全球化空間的渴望讓大磡村這個異托邦空間不再呈現隱秘和閉塞的狀態,阿細甚至主動帶東東姐姐出入他們的家中,老朱也讓東東常來,而阿明在東東的挑逗下抱起她就往屋內鑽,隱喻了這個本來無經濟利益可圖的異托邦空間,已經面臨資本侵略的危機。

 

揮舞旗幟的場景在影片的末尾也出現了一次,當眾人因全球化迷夢受挫,政府的拆遷計劃隨著東/方/紅的欺詐成功而落實,只有阿細涉世未深,懵懵懂懂,他在得知爸爸老朱、大哥阿明還有強哥要去找東/方/紅復仇後,舉起寫著「走」的白旗攀上了矮矮的屋簷給東東示警。「白旗」這個符號也意味著阿細對這個全球都市所創造的迷夢空間的屈服。

 

但阿細所仰賴的始終只是一個不完整的全球都市想像,他自以為離開了異托邦空間就能進入全球都市的美夢的天真,也讓我們開始惋惜起東/方/紅闖入大磡村之前這一異托邦空間的純粹。因為經濟效益而下達的一紙告令讓他們離開了生活了許多年的紅磡村,阿細坐在爸爸的車裡看著隔壁那輛車中有著兩個右手的人,他的手臂上紋著虎頭蛇尾的紋身,但骨肉之間生長得錯位,暗示著香港在全球化的資本慾望之下完完全全的透支了自己,明明每天都在長新肉,但最後還是長成了畸形。而深陷在全球化時空壓縮情境中的阿細還未長大,他和車後的豬一起咯咯傻笑,在禁制與機會的分岔路口,不知會去往哪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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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https://www.pinterest.com/pin/498562621220863551/

 

總結

 

本文通過解析《香港有個荷里活》中所呈現的被邊緣化的異托邦空間大磡村與象徵全球化資本堆積空間的荷里活廣場,揭示了都市空間中隱匿的權力關係——在全球化進程中,大財閥掌握了對都市空間使用的話語權,經濟地位呈劣勢的底層市民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日漸喪失,生存空間一再被迫更新,或走向邊緣化。

 

然而,異托邦空間中的居民不僅作為全球化下的被壓迫者,同時也不可避免的成為了全球化進程的參與者,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全球化媒介的滲透,透過對都市的觀照,他們也產生了慾望都市的幻想,這種幻想讓他們自身處境的變化感到遲鈍,當本身無經濟利益可圖、淳樸和諧的異托邦空間受到資本侵略的危險,他們或美夢破碎深深受挫,或繼續沉醉其中試圖尋找出路,總而言之無論何種感受,都表現了他們在都市迷宮中的無所適從。

 

因此,異托邦空間在《香港有個荷里活》中的再現,成為了一面鏡子,它觀照著現實都市本身的不盡人意處,即城市規劃者把所有重心都放在經濟效益,忽略了底層人們的需求。這也正是陳果電影中異托邦空間的意義所在,它帶給了人們以無限思考——電影中大磡村居民已經如此無奈又無力,我們究竟要如何才能夠奪回公共空間的話語權,對抗地產霸權,而城市規劃者又應該如何重新思考城市規劃的多重可能性,不僅僅只是考慮到經濟效益。

 

參考文獻


  1. Foucault, Michel. 1986.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 (Spring):pp.22─27. Sassen, Saskia.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包亞明編:《現代性與空間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 包亞明編:《後大都市與文化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 黃宗儀:《面對巨變中的東亞景觀》臺北:群學,2008。
  5. 霍勝俠.:<全球化語境下的香港「異托邦空間」再現.,《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6. 李歐梵:《都市漫遊者:文化觀察》,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7. 駱穎佳:<小店:反資本主義的「異托邦空間」?>,《香港·城市·想像》.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編,頁144-146。香港:匯智出版。

 

註釋

[1]「異托邦空間」的概念原為米歇爾·福柯(Foucault Michel)所言,此處借用駱穎佳博士的引述(頁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