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大研究指本地中文传媒对外籍家庭佣工受虐待事件作不公平报道

根据岭南大学（岭大）最近一项研究，大多数中文传媒在报道香港外来家庭佣工（外佣）受虐待事件时，都未能作如实、独立和具批判性的报道，只注重新闻的吸引力，而忽视了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层根源是与权力以及性别、种族、民族和阶级的相互作用有关。由於新闻报道拉阔了社会与外佣苦难的距离，从而使不平等变得更为严重，亦妨碍了可能导致制定更良好政策、实践模式和加强意识的讨论。

 

1974年，香港政府开始允许香港居民聘用外籍家庭佣工，导致大量菲律宾外佣涌入香港。随著香港中产阶级的扩大以及对全职留宿家庭佣工需求的增加，外佣数量从1982年的21,500人增加到2020年的385,000多人，约占总人口的5%。然而，尽管过去五十年来，外佣人数不断增加，并为本地家庭作出重大贡献，但许多外佣仍然受到歧视和虐待，就像几十年前的「妹仔」或「保姆」一样。非政府组织「外劳事工中心」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相当多的外佣受访者表示受到身体虐待（占受访者的18%）或性侵（占受访者的6%）。

 

为了深入了解中文传媒对香港外佣的表述，以及其对社会就外佣问题看法的广泛意义和影响，英文系系主任何雅文教授和英文系副教授Andrew Sewell教授就中文传媒对外佣受虐待的报道展开一项研究。他们分析了2010年至2019年期间在三份广受欢迎的中文传媒上发表的398篇新闻报道，详细研究了报道中对施虐者和受害者的话语表述。该项研究将传媒话语置於更广泛的社会学框架中，以突出其重要而相互关联的作用，并强调外佣问题固有的阶级性。这项研究得到了研究资助局「杰出青年学者计划」的支持。

 

为了解歧视、权力差异和虐待等问题在社会背景下的相互关系，何教授和Sewell教授在研究中运用了社会控制和结构性不平等的概念工具。社会控制是指透过社会程序、方法和资源将社会阶层强加於个人，使其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和期望。而结构性不平等则可能以剥削、渗透、分裂和边缘化的形式出现。

 

关於新闻报道如何对外佣及其雇主进行话语描述，研究发现了三个重要现象。首先，报道倾向於通过免除犯罪者责任和指责受害者来推卸责任。这无可避免地使权力不平衡的情况持续和将外佣进一步边缘化。例如，在身体受虐待的案件中，与雇主相关的正向人格特质（负责任的妻子）或促成因素（情绪压力和精神疾病）往往被强调，以致存在肇事者免责的情况。另一方面，报道也往往侧重於负面的人格特徵（懒惰或无能）或促成因素（工作表现不尽人意），揭示了普遍存在、应该责怪受害者的现象。当肇事者免责和受害者应该受责的情况同时出现，虐待的严重性就会被淡化，外佣就会处於不利地位。   

 

其次，通过叙事化，传媒为故事提供了一个广为人悉的解释框架，鼓励读者将虐待的原因归咎於外佣的缺点。例如：母亲正为孩子的学业而感到压力，而外佣又懒惰，导致母亲动用武力袭击外佣。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道德审判，并使对外佣的虐待变得合法化。

 

这些传媒报道的第三个重要现象是煽情，即以吸引读者注意力和激起读者情绪反应的方式报道资讯。例如，对於外佣的性侵事件，大多数传媒报道都倾向於对犯罪行为进行详细描述，使其读起来像是色情或煽情故事。 过於简单化、过度性化的叙述无可避免地歪曲了所涉及的问题和人物、增加了为犯罪者开脱罪责和指责受害者的可能性，并使有害的定型观念和结构性不平等变得更为牢固。

 

研究指出，香港中文传媒对虐待外佣行为的描述方式，以及对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话语表述，会进一步助长整个社会对外佣的定型观念，同时维持现有的雇主强势、以及社会控制和结构性不平等的关系，这反过来又为虐待外佣埋下伏笔。事实上，香港社会对菲律宾籍及印尼籍人士的排斥及标签仍然相当普遍。

 

研究报告还强调，研究人员需要与传媒工作者和公众接触，对负面表述提出抗议，消除歧视。传媒固然需要关注读者的人数，但也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让社会更好地了解虐待外佣的问题，并促进制定更好的政策、实践模式和加强意识。